一名视障同性恋者的往事
牵 手
天明在外需要搀扶，与他出行的人会被他牢牢地挽着。和他熟一些后，我就主动牵着他的手了。牵手应该是他更加常用的姿势，最初和他见面时，他牵住了我，然后又改为抓住我的手腕。一般来说，就算是情侣，也不会在公众场合挽手共行。这样对人敞开的姿态，让人有时生起温暖的感觉。
这一天他穿漂灰色的卫衣，软牛仔质地上有几处破洞装饰。黑色工装裤，搭配荧光绿间深灰的布面运动鞋。天明跟我强调，“这一身都是我自己买的”。天明从不用盲杖。“用着不习惯”，他说。
我们慢慢走向停在路边的出租车，我在前，天明在后。我松手，看着他摸索地开门坐进车里。他一如既往，坚持坐在副驾驶座。系上安全带，天明拿出手机，仰着头，双臂将手机捧到下巴前方，用面部识别解锁，摆弄很久，迟迟没能让屏幕前端的摄像头扫描到他的脸庞。他用的是苹果的最新款，刚到手一两天，还不上手。
屏幕解锁了。天明把手机抬到左耳的高度，右手手指在没有亮光的屏幕上反复滑动，扬声器随之跳跃出旁白。手机旁白语速被他调得很快，以缩短播报时间。因为大脑的视觉皮层参与了听觉信息的处理，盲人的听觉处理语言的速度比非视力障碍者要快得多，这个接续不绝传出的机械性女声，除了天明，司机和我显然都没能听懂。
“这个大桥快要修好了。能省好多车程，对不对？”放下手机，天明主动和司机聊天。“我听微信群里人说的，从今以后要方便多了。”天明做了十几年的播音工作，说话洪亮，话音上扬，又在句尾收拢，给人清朗俏皮之感，讨人喜欢。两人谈话的间隙，司机好几次转过头去看天明的脸，又很快回头，仿佛在确认什么。
藉助旁白功能，天明和“健全人”一样熟稔地使用手机和计算机，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，享有智能手机的种种便利。当然，天明作为视障者，要完全独立地生活，是困难重重的。目前社会所提供的合理便利，远远不够保障残障人群“充分和切实地参与和融入社会”，确保生活在“机会均等”、“无障碍”的环境中。[1]
打车软件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他的出行。在这个城市，打车是他最常用的出行方式；如果在残障设施发达一些的北京，他可能会选择自己搭乘地铁。出租车是天明自己在APP上叫来的。
一个常拉天明到省会机场去的拼车师傅就向我夸赞：“天明可厉害了！他用手机比我用得还要好。”他载天明，有情义在其中。有些司机是不愿意拉一个盲人的。“我要是载他去，只能载他一个，不能拼车。”到了机场，他要把车停到地下车库，然后扶着天明到登机口去。
“毕竟，他和别人还是不一样嘛。”
盲 人
“我从不把自己当盲人看。”天明说。
问起有没有因为视力障碍而被歧视过，天明的回答很干脆：“不会啊，我有很多健全人朋友。我的生活圈都是健全人。”天明在这座城市开过按摩店，顾客时间长了就成为朋友。“还有的朋友是别人介绍的，有的是坐车认识的，有的是网上聊天、微信加好友认识的，在小蓝（Blued）认识的。多的去呢。”
天明现在的工作主要是剪辑音频和做自媒体主播。但在中国大陆，绝大部分的盲人从事按摩业，囿于狭小的生活范围，“他们不出门，365天都呆在店里”。
中国残疾人就业创业网络服务平台上，为视障者提供的就业岗位仅占不到百分之六，而其中最多的职业类型是工人、按摩师和文员。不止选择少，实际招聘的过程中对视障者的隐形门槛也时时存在。视障者职业选择的单一性，自然让中国的视障人群缺乏更加多元化生活的可能。[2]
天明不喜欢和视障者来往，因为“我们没有共同语言”。天明口中的视障者们日会交谈的内容无非按摩的生意或生活的琐屑，“你想他们一天到晚就只知道按摩、上班、下班、睡觉，平时也没有事，就跟怨妇一样去说一说这个不好，那个不对。”天明若是说自己到哪儿逛街去了，会被冷嘲热讽：“眼睛都看不见了，还要出去，真会折腾。”对此天明的体会是，视障者的内心要“更加的阴暗”——当然，他是例外。
现在的残障者“在电视上给社会传递的是我们特别可怜的感觉”，但“其实这所有的东西本身都是他们这些残疾人自己造成的”。天明提及，国家对公司接纳残障者的单位有优惠政策和补贴，却发展出很多挂职的黑中介产业链，残障者“挂职在家里屁也不干，一个月好几千，还能买五险”。的确，残障就业市场上挂职已成风气，实干的岗位虽薪资更高，却鲜有人问津。[3]在天明看来，这个局面主要是残障者本身导致的。
“我不靠政府，我靠自己的努力。”歧视和制度性问题的确存在，天明对此的态度是，“没有办法”。他觉得，制度改变是政府的事情，只能适应社会。而政府的行为也“和我没关系”，就像可以从残联领取的每月两百块救济金，“少得可怜”，天明从来没有去领过。
残联开展的活动天明也不喜欢参加，像是盲人围棋比赛、盲人卡拉OK比赛，“第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是残障。我觉得很无聊，没有任何意义。”他说，如果不限定是不是残障人士参加的话，他会有点兴趣。
天明选择生活在盲人社群之外。
爱唱歌的孩子
先天视力障碍的天明在乡下的爷爷奶奶家长大。当地没有盲校，身边的同龄人都去上了小学，天明却没有书可读。因此从四岁到十二岁，是收音机陪伴了天明，也给了他最初的教育。
白天，大人在田里干农活，孩子上学去了，小小的屋子空荡而安静，天明独自对着收音机，听上一整天。“我最常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节目。还有英语电台我也听，赖世雄英语，一个胖胖的台湾老师。”
邻居的小朋友放学后，常聚在一起玩泥巴，天明想加入，但小朋友不喜欢跟他玩。天明想了办法，“跟我玩就让你们有水果吃”，渐渐就被接纳了。
天明的性格受奶奶的影响。“奶奶经常带我去串门，告诉我嘴要甜。”天明说，奶奶特别特别刚强，不会麻烦别人。看上去有点严肃，但本质上非常慈祥。她皮肤特别好，本来是地主家的小姐，皖南事变的时候和爷爷私奔结了婚。在他十二岁时，刚强的奶奶上吊去世了。同一年，爷爷也离开了，而天明被送到了外地的残障学校。
上学是天明一直的期盼，新的环境让他很兴奋。最开始他不太习惯寄宿学校的生活，“打热水的时候，经常会被烫到手。”但他适应得快，入学一个月，学认了盲文之后，天明就跳到了五年级。“因为我聪明，什么都会，科目太简单了，每次都拿满分。”
天明入学那年只开了一年级和五年级的课。学校人少，聋哑学生占大多数，视障学生只有四五十人，一班大概十个人。盲人普遍入学晚，他是整个学校年纪最小的。读一年级的学生中，最大的有十六七岁的。
天明聪明，学习好，而且“嘴很甜，见人就喊”，老师都喜欢他。天明从小听着广播爱唱歌，象是《黄梅戏》、《三个和尚》这样的儿童歌曲，他十分娴熟，常被老师叫去办公室唱上几首。到后来，天明负责了学校广播站的播音工作。
和天明最亲近的老师是一位团支书，是他念书时期记忆最深刻的人。他教数学，是个年轻的男人，“又高又瘦，身高有185吧，大哥哥似的，没有老师架子，也不凶”。他经常叫天明去他宿舍玩，给他很多照顾，天明感觉自己被宠着。“我挺依赖他的，什么事都告诉他。”
去实习前，天明跟团支书吃了散伙饭，他哭了，“我真的不想毕业。我说毕业了就再也吃不到好吃的了。”入社会以后，好一阵子，天明都难以适应那个空缺。
天明在残障学校念了小学和初中，十九岁正式毕业。课程五年，另外的两年专门学习中医推拿。推拿是初中开始就开始教的，老师一再向他们强调：“一定要把中医推拿学好，这是你们的谋生之路，没有他路。”爱唱歌的天明，也顺理成章地开始了按摩师生涯。
巫 山
出了学校，天明去到北京一家按摩店实习，日复一日，每天给不同的顾客按摩，疲惫地回到没有冷气的屋子休息。实习期将满，天明没有料到自己的命运将要不同。
“你的声音很好听，普通话很标准。你喜欢听广播？”
他是大学的体育老师，天明的顾客。那天是两人第一次见面。天明诧异，“是啊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“感觉的。你应该往这方面发展。”
天明的手在男人的皮肤上使力。“我也不想做按摩，多累啊。”这是个大大咧咧的壮实男人，天明从声音和触摸了解他。天明对他说，自己从小听广播长大，喜欢唱歌，也喜欢书和文学。
男人成了天明的常客。推拿室的帘子围出低沉幽暗的方寸，两个人断续地聊天。和客人聊天是常事，但男人的话不是闲谈。男人总是鼓励天明：你这么聪明，说话又好听，为什么不走音乐、语言或是节目主持的方向。
“你要把自己整理一下，学一些东西。师范大学有中文函授班，我可以帮你报名。”天明面露喜色，但此刻的他实习期将至，在北京已经没有容身之地。天明没有说到他的去留，男人却先开口，“你在这里住太委屈自己了，没有空调，天气多热啊”，他于是邀请天明到他家来住。
和约定的一样，几个星期后，天明跟着男人到了他家，一切都很自然。男人给天明的感觉象是之前学校的团支书，但他要更粗犷。推开门，男人就笑着说“不好意思，没有收拾”。好像他能看得见似的。在天明的回忆里，那间屋子的确够乱的，到处都是东西。“只有一张床，你介意和我一块睡不？”天明说他不介意。“我晚上睡觉喜欢搂着人，你不介意吧？”“你应该搂个美女。”“没有美女，就搂你喽。”
那天晚上开始，天明在屋子里住下了。他没有工作的几个月里，男人给他生活费，给他报名了函授班，帮他找到了一个媒体公司的工作。男人把天明当作自己的小弟，大家都说，“你这个大哥对你真好。”天明也觉得，他的确对自己很好，不论是日常生活还是职业规划，都在无微不至地在帮助自己。男人时不时会跟天明讲，他想照顾他一辈子。
天明过生日，男人送他一个诺基亚手机作为礼物。天明开始用手机跟同事联系，和函授班上的同学请教问题，也和之前的同学聊天。让天明感觉到男人有一点“奇怪”的是每次打电话之后，男人总要问很多，象是对方的性别，什么时候认识的之类的细节。如果是男生，他会过问很多，女生的话反而问得少。
天明上下班是男人接送，他若要出门，只要可能，男人都会陪他。而男人每次和朋友聚会，包括同学聚会，总要拉着天明一起去。他不想去，男人就死缠烂打地求天明，直到他心软。第一次聚会的时候，男人很直接地对他的朋友们说，“我找了个盲人小弟照顾他，你们要是觉得给你们头上抹黑了，就立马走人。”
关系变化的触发点出现在天明和男人一起生活了两年的时候。天明接到家里人的电话，说父亲脑溢血，情况不好，要天明回去看看。男人不放心天明独自出行，于是两个人一起到了天明的父母家。
天明的父亲半身瘫痪，生活起居需要人照料。男人一到了天明家，就帮天明父亲洗澡更衣，抱他上下床，甚至帮他处理便溺。在此之前，天明只是提及自己在北京住在一个好心的大哥家里，没想到那个大哥竟然一起跟着到家里来了。家人生疑，质问男人到底出于什么目的，又叫天明不能再和他来往，甚至报了警，惹得村里人都来看热闹。
那是天明第一次看到男人流泪：他甚至写了保证书，跪在地上给天明的母亲磕头：“阿姨我真的没有什么目的，我是觉得照顾天明挺好的，我真的什么目的也没有哇。”
愤怒的天明使劲和父母大吵大闹。他不愿男人再受委屈，呆了两天就离开了家。回北京的那天晚上，男人喝了很多酒。天明走过去拍男人的肩头，叫他不要再喝，男人却起身把天明抱到了怀里。他已经喝醉了，鼻腔里的酒气盖在天明的脸上。天明被他搂得动弹不得，然后就听见他幽幽的声音：“你知不知道，其实我一直都暗暗喜欢你……我想和你生活一辈子，一直照顾你。”
天明没反应过来，“好啊，被人喜欢怎么不好啊。”男人的话语变得沉重急促，“那是爱人之间的喜欢，你懂吗？”男人又给他看他写在电脑里的日记：“第一次在店里按摩就暗暗喜欢上他了，只是不敢说，觉得这个小孩特别聪明，也挺不容易的。和盲人在一块，我能很自然地牵他的手，没有顾虑。”
男人和天明说起同性恋是什么一回事，天明对此一无所知。男人对自己的照顾，奇怪的过问，一辈子生活的暗示……原来不只是兄弟之间的情谊。在那以前，他从来没有想过男人是同性恋者。天明才发现自己一直未曾察觉男人一直没有表露的心意。
男人的袒露让天明心里不太舒服，“我要回家静一静。”天明一个人回到父母家，他没再接男人的电话，短信也不回。他甚至接受了母亲的建议，筹划在当地开一家按摩店，商量租店面的事情。
在家的第八天，一直打来的电话却忽然停了。这反倒急坏了天明，他连忙回电话给男人，却无人接听。天明心中涌起一片空荡，通过邻居联系男人的状况，才知道原来他正卧床不起，病得严重。“你哥高烧，不吃饭，在家躺着。你们是不是吵架了？”
天明心慌如焚，他要立刻回北京。母亲正准备按摩店，知道天明又要离家，气得要和天明断绝关系。天明依旧直奔北京，他在车站让工作人员帮忙叫出租车，又拜托司机把他扶到男人的住处，让警察把门撬开。
那一天，男人躺在床上奄奄一息，说话已经神志不清。叫了救护车，医院诊断男人得了肺炎。天明放声大哭，他知道什么是肺炎么？男人醒来，看到天明在病榻前，神色激动。天明呜咽地说，“哥，我想明白了，我再也不走了，我和你在一块吧。”
从此两个人的关系就不一样了。天明发觉，自己骨子里可能就是个同志，只是之前没有发觉。
在出院那天夜里，两人做了爱。在性上，他们喜欢玩花样。最常是角色扮演，像是天明当坏人，男人扮演警察，把天明用绳子绑起来，“绳之以法”。天明很能给男人性上的吸引力，但每当天明不想做爱，男人总会迁就天明。“他很迁就我，在所有的方面。”
天明生日的时候，男人把银行卡放到了天明那儿，让天明管家里的经济，男人取钱时要向天明报告，求得“批准”。关系确立之后，生活的内容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动，只是天明发现男人愈来愈依赖自己。男人外表刚强，其实内心柔软。男人出差时会不停打电话给天明，说他到了哪儿；晚上他在宾馆，会和天明煲电话粥聊到手机没电，又充了电接着聊，直至睡着。
就这样过了十几年。
宝宝与玫瑰
那一阵子男人总是流鼻血。鼻血来得断断续续，但并不影响生活，天明也不知道流鼻血在男人的脸上是个什么样子。直至一个下午，他在隔壁的房间，听到炒锅砰磅落地，随之是男人轰然在厨房倒下的巨大声响。男人被送去了医院。诊断书很快给出了：急性白血病。
天明无论如何没法接受。他眼下只能每天熬粥端到医院，一口一口喂给化疗射线下的男人。天明想，就算是卖掉所有东西都要救他。他们卖掉了房子和车子，到后面，天明一天只吃一顿方便面。疾病让两人一贫如洗，天明开始在媒体上筹款，联系可以配型的捐髓者，还背着吉他上了广场，虽然他原先觉得街头卖艺和要饭是没有差别的。
男人是单亲家庭的孩子，父母都组建了新的家庭，他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弃儿、被嫌弃的野种。所以当天明通过媒体把男人的父亲请过来时，男人在清醒中竟狠狠地扇了天明一耳光。这是他第一次对天明动手，在那之前，两人吵架都是很少有的。“我恨他。”男人叫父亲滚，他坚决不想见到他。
天明和朋友们一次次劝说男人，他最终答应了接受自己父亲的帮助。男人父亲的骨髓配型很成功，而且手术要“亲属“才能签字；医生问天明，“你是他的亲属吗？”天明回答，他是他的小弟。
到了骨髓移植的手术日，一场浩大的手术从上午八点开始。男人的朋友、同事、学生都来了。手术前，男人抓着天明的手，情绪是高兴的。“我这次听了你的话，因为我还想好好照顾你。”天明说，行，我们都等你。
手术室的门关闭了八个钟头，最终医生告诉他们已经尽力。男人的全部脏器皆已衰竭。
“我没能好好照顾你，以后的路要自己走好。人性很复杂，在社会上要注意。我最喜欢天明，我最喜欢的人就是天明……”
男人的父亲没让天明参加葬礼，但一年后，他带他去了天明的墓地。天明捧着男人喜欢的玫瑰花，放在男人的墓前。他还在家做了很多好吃的带了过来。天明手摸墓碑，上面凹凸起伏，是男人的名字。
天明在男人的碑前，反反复复地唱歌。《你是我的眼》是男人喜欢的曲子。正午的烈日酷热地覆盖在旷野粗粝的沙土上，他唱了好几个小时，最后哭着被被拽了回去。
每年清明，天明都会联系男人的父亲，去给男人扫墓。
“他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回忆。”天明永远记得，男人不在家的时候，会打电话嘱咐自己做饭记得关火和煤气，最好不要切菜，去买现成的食材。他们假期喜欢出游，而最常去欢乐谷。过山车惊险刺激，男人每次都把尖叫的天明搂在胸前，“不怕，抱紧我！”爬山的时候，男人会告诉天明常说的“火红的枫叶”是什么样子，并把叶子放在他的手中，让他反复触摸。“我不后悔我是同志”，天明说，“因为生命中有一个人，对我这么这么的好。”
他永远记得，男人和他一起去菜市场买菜，老头老太太们问他，天明是你的什么人，男人总是会跟他们讲：“他是我的宝宝。”
生活在别处
男人不在的生活抑郁而空洞，做什么都使不出劲，天明觉得四处无时不时男人的影子。他自杀过几次，想去陪着男人。
他在网上也断续试着谈过几个，都觉得不合适，没有开始。「曾经沧海难为水，我的标准很高的。」天明说。更多的人是为了一夜情，他很反感这个。他要的是能够厮守至暮年的感情。
也只是到今年，天明才稍微走了出来。他摘下了男人留给他的玉佩，想要有新的开始，「好好生活，不让他失望」。
天明北上来到这个东北小城已三年，这是一位听众给他的住处。那位听众是他口中的“朋友”。这位朋友的母亲，后来被天明认作了干妈。
天明现在手头带着一支团队，给传媒公司做音频节目。离开北京后，他一直没有去找领固定工资的工作，“我不喜欢给别人工作。没意思。”在东北他开过两家按摩店，生意不好做，陆续关门，于是两个人搬回市郊的老房子里。
屋子是平房，隔成两半，一间住着两个老人，一间住着两个壮年。从小院到屋内，还住了两条巨大的牧羊犬，六只猫，一只仓鼠。一回到家，天明就蹲下来在猫笼前用手指逗猫。猫咪温顺地用爪子触摸天明的手指。
他和他的朋友共享一个房间，炕上大床，床边一大张计算机桌，架了播音话筒。天明常常弯着腰低着头在键盘上敲击，处理他的工作。计算机显示屏是黑着的，不需要开。读屏软件的声音会帮他使用计算机。
他想搬出去开工作室。“我不想再住他们家了。”最近他在筹款，因为迟迟借不到足够的钱，有些闷闷不乐。天明更不愿回到家乡，因为“不自由”。
一家人每天吃两顿饭，像是古人的作息。傍晚四点，天明的干妈在面向庭院的灶台上炒菜，天明就坐在门边，侧耳听手机。开饭的时候，天明的朋友还没有回家，他的工作常常要很晚。
天明最先开吃，他熟悉餐桌晚盘摆放的位置，因此可以自己摸索着夹菜。而天明的干爹身体不好，神志不太清楚，需要干妈把菜舀到碗中。干妈看两个男人都吃上了饭，给自己倒了一玻璃杯的白酒喝起来。
房间响着电视机的声音，天明不时和干妈聊天。他们背后是衣柜，柜门贴着一张照片，是这家里四个人在一艘游轮上的合影，天明带着墨镜，干爹坐在轮椅上。他们的背后，是湛蓝的渤海。
晚饭过后，我和天明散步。秋日的村庄静谧而优美。小村现在的居民，大多都已过了退休的年龄，偶尔会看到两三个老人坐在家门口聊天，有的在轮椅上坐着，有的拿着拐杖。步行在村中，俯仰即是各户自种的农作物。田里满地垂穗的黍与苞米，是极目的柔和的黄。低处的屋瓦有南瓜静静地长得硕大。鱼塘边，枝叶摇摇的梨与苹果结实累累。野生的花色泽很美，明黄艳橘，铺展在墙根。大棵大棵的枣树下，篱笆攀着玲珑的山葡萄，深红枣子散落了一地。但季节流转下的一切视觉，天明都没能目睹。
我拉天明踏入野草丛，他习惯性地仰着头，伸直手够到了架上一串饱实的葡萄。天明看不到葡萄的色相：葡萄是干净的蓝黑，微微蒙了层糖霜，丰盈的美。我摘了两颗给他吃。果皮在指间裂开，淌下紫红的汁水。“太好吃了。好甜！”天明说。他三十多岁了，神情和语气很多时候像个孩童。
一只猫跑过，然后消失，留下晚照下的土路。“有猫！白色的。”天明问我，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——这是他的口头禅。每当告诉他一件以视觉判断的事情，他都会用惊讶的口气回应。我带着理所应当的口气说：“因为我看到了啊，已经跑过去了。”再一次，我立刻意识到：他看不见。
经验是不可描述的：有视力者如我，不能想象盲人如何搭建起对世界的认知。无视力者，无法通过思考抵达视觉。视觉对人而言，不可说。
我忍不住问天明，“你觉得什么是视觉？你觉得，健全人眼睛看到的是什么？”其实这无异于“何谓时间”、“何谓空间”之类的大哉问。
天明却很快给出回答：“眼睛看到的是外表。但我们都能看到内心。而内心更加重要。”
保维 | 作者
虚构与非虚构写作者。中文系在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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